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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：李静

发于2025.6.16总第1191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伐纣胜利
，殷商覆灭，武王姬发回到周故地西岐。继承并实现了父亲文王开启的翦商大业 ，他并没有欢欣雀跃
，反而忧思重重，“自夜不寐” 。他对弟弟周公旦说：“殷商暴虐 ，民不聊生，我们才得了天下
。可是
，当初归顺殷商的360个氏族，虽然不显达但也没有灭亡 ，至今仍然如此。 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了姬发的忧虑 。如何接收并分配商朝的庞大遗产、安抚商朝遗民防止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再次暴动 、抵御周边“蛮夷
”
，是武王和他的臣僚们必须面对的复杂难题
。

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 ，率土之滨
，莫非王臣。”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。通过分封，周王室从伐纣盟主转变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 ，确立了“天下共主 ”地位。而早期的中国地广人稀
，各诸侯自主开拓封地，实际也是周王室借助诸侯力量的二次扩张
。

西周分封 ，不仅仅是权力的延伸
，更是一种社会契约。混合了天命与人事，以亲缘关系维持封建网络 ，宗统与君统相叠，血缘与政治结合
，这种双重结构，巩固了王朝统治 ，也埋下了诸侯竞争的种子
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，并在中国文化传统里 ，留下了跨越代际的烙印 。

“所封四百余
，服国八百余
”

西周分封诸侯国的数量难以确定，《吕氏春秋》记载 ，“周之所封四百余
，服国八百余”
。但荀子又说，“立七十余国 ，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”。第一次大规模分封在武王克商后
，分封对象主要是先贤之后，以及功臣和武王较为年长的兄弟 。他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殷地 ，设置管叔
、蔡叔、霍叔为“三监
”，同时分封周公旦于鲁 、姜尚于齐、召公奭于燕……并褒封神农
、黄帝、尧 、舜后裔
。

没想到
，武王死后，武庚很快与“三叔”一起叛乱 ，于是周公东征
，平息三监之乱后，征服了商
、奄等广大东土 ，为了控制新占领的土地
，周公进行了第二次大范围分封，姬姓与姜姓的重要成员被委以重任。商人的传统大家族势力被打散、迁居 ，但他们并未沦为奴隶
，而是可以保有自己的族属和土地，例如由反纣最为激烈的微子启掌管的宋国即是例证 。还有一部分 ，由诸侯带着他们到新的占领区去
，一起在当地建立统治
。

历史记载的分封得到了考古的呼应，古籍里的诸侯国一个接一个“现身 ”。西周时期最强大的齐国由武王国师姜尚 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姜子牙建立，1961年在临淄被发现 。几次对于齐国故城的发掘
，发现普遍保存着丰富的东周时期遗迹与遗物，表明临淄齐国故城主要属于东周时期 ，许多学者认为
，西周早期的齐国都城应该就在临淄城遗址的下面
。齐国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在山东北部高青陈庄遗址，遗址里的墓葬出土了带铭文的青铜器 ，提到“文祖齐公
”
，说明墓主属齐公孙子辈，可能是齐国公族的一支 ，被封到这里
，保卫齐的北部边境。

东部另一个重要封国鲁国在山东省曲阜市，史籍记载的重要封国中 ，它是目前国内经过系统勘探的唯一一个贯串两周始终的国都遗址
，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延续时间最长的都城 。

北方重镇燕国为召公奭始封地，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 ，遗址还较为完好地保留着西周早期的都城以及高等级建筑遗存 、墓葬等。迄今为止，考古已经证实了齐
、鲁、晋 、燕
、虢、应 、邢
、滕、宋 、蒋、卫等诸多西周封国的位置
。

这些诸侯国所在地的选择颇有深意。成周是东都
，更接近东方的诸侯，由周公主持国政 ，在两周(宗周和成周)之间来回办事 。成周四围
，有卫
、蔡、管，后来又加上郑 ，监视商人后裔宋
，东南面汉水淮水上的诸侯，拉成南方阵线
。东面 ，齐鲁两个大邦既控制山东诸夷的故土
，又扼住北面通辽的咽喉。在北方，则放下邢 、燕 ，掌握渤海平原 。

许倬云总结说：“整个分割网络
，形成一个大弧形，覆盖了今日陕
、晋、豫 、鲁
、冀的黄河、汾水 、济水
、汉水、淮水 ，及渤海湾‘九河’诸地区
。环顾同时的古代文明，西周的布局
，气魄宏大，罕见足以相比的例子。”

近些年的西周封国考古 ，既验证了文献所记载的诸侯封国
，也有新发现补充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。例如2017年在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发现的姚河塬遗址，是从未见于史册的神秘“获国 ”
。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当地统治者如何管理边境 ，如派人巡视
，获国可谓周人防御西北戎狄的重要桥头堡。姚河塬遗址是目前已知的西周最西北的诸侯国所在地，学术界此前普遍认为西周中期已失去对西部边疆的控制 ，开始向东退守
，获国的现世颠覆了这一共识 。

这些为周王扼守四方且掌握一定政治和军事灵活性的封国国君称为“侯”，也得到出土金文的证实 ，如“侯于晋
”“侯于匽”…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高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，侯通常由周王派出，属王室亲信 ，具有较为强烈的军事职能，且“侯 ”这个字的字形带箭
，具有武装镇守一方的性质，所以这些侯国都有统领一方军事的作用
。部分侯同时拥有“公
”的称谓 ，考古发现的铜器铭文证实
，在世时称为公的多数都是王朝大臣，如“周公”“召公 ”“南公
”“毕公”等。

在地方上 ，还有一些传统家族部落势力
，愿意承认周的王权，也受封 ，领导者却不一定称侯 。例如与晋侯墓地相隔不远
，东侧有位于翼城县的霸伯家族墓地，南侧有位于绛县的倗伯家族墓地。晋侯称“侯 ” ，而霸 、倗都只称“伯
”
，晋为姬姓，而霸
、倗皆非姬姓
。类似倗、霸这样的家族 ，具有附庸性质，受到称“侯”的诸侯节制
，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。

这些家族部落的封地是否能称为“国 ”，在学界尚存争议 。徐良高认为：“一个个大的世袭血缘家族世代控制着这些地区 ，到了东周以后
，随着周王权威的衰落，这些世袭家族独立性越来越强 ，演变为国
。在西周的时候
，它们还要受到各种约束与管理，可能叫‘邦’更合适。
”

商遗民在西周找到“新工作”

“封建亲戚 ，以藩屏周 ”的制度
，正是周人特殊崛起经历的产物 。周人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前，是一个处于戎狄之中的蕞尔小邦
。周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联合不同族群 、方国 ，形成联盟力量的过程。灭商后
，战时联盟的经验升华为国策，使得西周王室与地方封国的关系颇为复杂 。

从目前考古发现及出土铜器铭文来看 ，西周王室与封国之间互动频繁，关系密切
。所有封国国君都需受王命立国
，赐予土地、民人，并参与周王室指挥的军事行动 ，封地都城的建设也直接受国都影响。

2009年
，山东高青陈庄墓葬群出土引簋，其上铭文记载了周天子赐予“引”特殊的箭和彤弓 ，命他统领齐国军队 。更早出土的晋侯稣钟
，铭文也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，晋献侯“稣
”受命参与征伐夙夷的事情
。

2021年琉璃河遗址燕国故城新发现外城墙和外城壕 ，以此看出燕都的城市方向
、城圈结构等规划特征
，都与王朝中心周原遗址相似，这是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。更为重要的 ，是同样于2021年自贵族“作册奂”墓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
，铭文记载：“太保墉燕，延宛燕侯宫 。 ”

“这句话太珍贵了。
”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，因为它清楚表明远在国都辅佐周王的太保召公千里迢迢来到燕地，亲自筑城
，主持祭祀仪式
。而“双重城垣结构目前在西周封国中还从未见过，此次在琉璃河遗址中发现 ，让我们知道了西周时期的封国也可以有如此复杂的结构。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燕国重要的战略地位
，所以才分封‘三公之一’的召公到这里，为它进行了复杂的城市规划设计 。”王晶说
。

从这个角度看 ，琉璃河发现的城市遗址可以说是实物版“考工记 ”
，因为它直接反映了西周初创时周王对封国城市的设计理念，包括城市规模、几层城圈 、满足多少人生活……曾有学者认为西周早期的分封是一种由部落联盟转变而来的“联邦
”或“邦联”式松散结构 ，王晶不同意这种观点：“从燕国来看
，它远离王朝中心，在西周时代处于边疆 ，王权依然对它保持着紧密的控制和联系
，西周的国家结构并不松散。 ”

无独有偶，2012年在随州文峰塔发现的曾侯舆编钟上有长篇铭文 ，其中记述“王遣命南公，营宅汭土
，君庇淮夷，临有江夏
” 。周初著名贤者 ，文王
、武王时的重臣南公似乎也有亲赴封国
，协助建国的举动
。

在有效控制的基础上，西周王权同时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变通性格。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看 ，不同地区的周人文化因素构成或者说人口来源大致为以下几种模式：周人＋殷人
，周人＋殷人＋土著人，周人＋土著人 。这些模式显示出周人对其他文化 ，包括被征服地区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承认、宽容 、吸纳和主动与之融合的态度和政策
。

2022年
，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发现约80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型城址和高等级墓地，其中M90墓葬内排列殉人43具 ，是迄今为止国内殉人数量最多的西周墓葬。西头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豆海锋认为
，M90墓葬很可能是西周初年的墓葬，墓内随葬品保留着明显的商文化特色 ，他推测，是西周初期
，周王朝将一部分商人迁到旬邑，墓主正是那时的“商遗民” ，而且是个高等级的管理者 。

如许倬云所说
，“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，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 ，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人群 ”
。被打散的殷商移民并没有被歧视
，被奴役，相反 ，他们得以保留自己的传统
，哪怕是周人所不齿的人殉
、人祭，毕竟这在典型周人遗址中几乎未见。

有才能的商遗民还会被重用 。例如“太保墉燕
”铭文青铜器的墓主人 ，被称为“作册奂”
，名字叫“奂 ”，官职是“作册” ，相当于史官。他的人生因为科技考古同位素分析被还原——锶同位素分析判断了他可能从殷商故地，跟随燕侯移民燕都
。“北漂
”之后
，他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，依然是贵族 ，能够摄入大量肉食
，还找到了相当不错的“新工作”，身为史官 ，他见证了“太保墉燕 ”的全过程
，并记录在青铜器上。

徐良高觉得，如果说商文化传播犹如肯德基快餐连锁店 ，全球一个标准
，那么周文化的传播就像中国的川菜菜系，在不同地方都有所变化 ，以适应各地人们的传统口味偏好 。

“天下共主
”

善于吸收其他文化
，不断与各种政治势力结盟，是周人迅速发展壮大 ，以“小邦周”最终战胜“大邑商 ”的主要原因
。也正是因为这种成长过程和发展模式决定了周王朝的政治体制“分封制
”，具有分权和权力共享的特点
，世家大族和世袭制的诸侯封国、方国 、部族广泛存在，使王权难以做到专制独裁。

迄今为止 ，在西周的考古发掘中
，尚未发现周王陵，也未发现与西周王室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迹遗物 ，即使如周原齐村出土的明确为厉王之器的(hú)簋
，虽然器形巨大，显示了王器所应具有的气势与等级 ，但由于出土背景复杂
，也尚难以得到关于周王的更多认识 。西周考古大量发现的高等级遗迹遗物都是各世袭贵族家族的墓地
、居址，如晋侯家族墓地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 、平顶山市应侯墓地
、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 ，等等
。

就连近年在山西翼城大河口村发现的名不见经传、面积只有50里见方的霸国
，其掌权者“霸伯”墓中也出土了1000多件青铜礼器 、乐器、兵器
、工具、车马器，豪华的随葬品阵容显示出这个小国的国力。如此小国也未被王室轻视 ，出土的霸伯尚盂铭文显示，周王曾派大臣出使霸国
，勉励霸伯并馈送苞茅 、鬯酒，霸伯接受并铸作礼器以作铭记 。

而商时期遗存中 ，王所在的都城遗址如郑州商城
、殷墟都规模巨大
，独一无二，王陵、宫殿基址豪华奢靡 ，最精美的文物大都集中出土于这些大型都城性质遗址
，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
。

徐良高感慨，周王权的存在感远不如商 ，周王留下的遗存也就稀少
，这些现象支撑了周王作为“天下共主 ”的说法——社会分层有序，分权明显 ，世袭的大贵族家族经济 、政治力量雄厚
，势力强大且广泛存在，王权似乎受到制约 ，财富和权力集中于王室的现象不明显，王权至高无上地位的特征不彰。

各地诸侯为充实自身国力
，供养军民，他们逐渐发展起了农业
、畜牧业、手工业等多元经济 。考古学证明了分封制下的经济繁荣
。例如 ，在陕西和河南等地的考古发现显示
，西周晚期出现了大量青铜器 、陶器，象征着当时社会的繁荣兴盛。这些文物无不昭示着分封制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，更推动了经济发展 。

诸侯带去封地的武力
，除周人之外，还有殷商遗民 ，诸侯在封地
，又联络当地族群，与其精英互结婚姻。于是 ，无论哪一个封国
，都是若干族群与文化系统的融合
。

周文化借分封之势向四方扩散。诸侯在封国行周礼，从祭祀大典到日常礼仪 ，规范民众行为，办庠序
，推雅言，书写系统伴随分封落地生根 。与商代甲骨文相比 ，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显示周人的语言文字能力出现巨大跃迁
。至少数百篇长铭文
，完整翔实，为后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实录。例如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铭文 ，字数接近500字
，是现存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，完整记录了周王对重臣毛公的册命 。例如霸伯尚盂铭文 ，116字详细记录西周时期的完整聘仪
，是研究周代宾礼的重要材料，可与传世文献《仪礼·聘礼》互相印证
。

不同于商代文字主要用于记录占卜 ，西周文字应用广泛
，铭文虽多铸于祭祀礼器，内容却常记载真实历史 ，涵盖王命
、军功、官职 、婚姻
、宗谱、经济 、外交、法律等。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
、西周史学者李峰所言，这些高质量书写证据极大增进了对西周政治、礼仪及社会状况的连续性理解 。

西周的文字应用也从祭祀走向民间
。铭文显示
，竹木简牍已用于商品交易 、土地契约等日常事务，虽实物不存 ，却印证了读写文化在西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。边缘族群在周文化浸润下
，从陌生到接纳
、融入，华夏文化圈日益稳固 。

但是 ，周人与殷商文化渗透各国地方文化的同时
，也受其地方文化的同化
。天长日久，诸侯必然“本土化
” ，不免与中央逐渐疏远。是以西周分封
，建构了各地上层的周文化礼制，也孕育了后来网络崩解的结局 。许倬云曾感慨：“西周分封 ，诚然有其巧妙之处
，却也有先天带来的弊病，分封越多 ，宗周越弱；时间越久，亲情越疏。”

所谓“成也萧何
，败也萧何 ”
。但徐良高认为，“成败
”都是相对的 ，要看站在哪个角度了。周当然以灭亡告终
，但如果回看中国整个古代史，它共延续近800年 ，是寿命最长的朝代
，从这一点来说，它无疑是成功的 。而分封制的王者余晖 ，在后世历史中不时闪现——到底是应该采取诸侯分封制政体
，还是应该采用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？这种争论和尝试从汉初到明初都出现过
。

分封制，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 ，更是一个多元化的动力与压力交织的历史事实。它体现了周朝对权力分配的精妙设计
，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多变与复杂 。也许，周的历史正是一个佳例：任何系统 ，都是变动不定的，变动之中
，如果失去了调节能力，这个系统即会崩解
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5年第21期